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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历史

 越南历史悠久

,越南神话传说提到约四千年前出现最早的王朝鸿庞氏。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处于中国统治之下。938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打败中国南汉军队,其后越南进入封建时期,经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各朝的发展,15世纪初一度被中国明朝所占,不久复国,并在后黎朝前期达至封建时代兴盛时期,其后长时间处于分裂及战乱,有莫朝、郑主、阮主、西山朝等王朝和政权,到19世纪初期阮朝重新统一全国。19世纪初始称越南。19世纪中晚期,法国渐次吞并越南,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日本所支配。1945年越南共产党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75年北越统一全国,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86年以后,越南政府推动革新开放,促进经济,1990年代又与中、美及世界各国改善关系。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两国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美好时光,也经历过反目成仇的岁月,如今,中越关系虽早已走上正常化,但争端和摩擦不断,兄弟之情难再,网上关于越南的信息不少,但缺乏系统性,不才特地搜集资料,编辑成文<中越百年恩仇录>,向大家再现中越百年的恩怨情仇。 

越南古称交趾、交州、安南,中国宋以前历代王朝均设郡府管辖。五代后晋时,归南汉政权管辖的交州发生变乱,爱州(今越南清化)牙将吴权出兵讨平,公元 938年,吴权在海门镇设伏邀击,打败南汉静海军节度使刘弘操,自立为王,这是安南独立的滥觞。元末战乱时,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晓谕安南陈朝国王陈日焜,令将五县之地返还思明土司,但陈朝此时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焜,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1407 年中国明朝出兵灭胡。在越南广置府县。越南又归入中国统治。越南18世纪前,越南官方文字采用汉字及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喃字。越南历史记载一律采用汉字,越南以奉中国做宗主国为荣,尤其是公元1454年中国明朝皇帝正式册封黎仁宗安南国王后,历代新君执政,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册封才能算是正统。作为中国的藩篱,越南统治者对中国称安南国王,而对内则自称大越皇帝。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势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砃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信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 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砃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惟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甸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福建海军马江惨败,中国朝野震惊。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正式对法宣战。鉴于海上难以与敌争锋,在"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法军则企图东攻台北,西取谅山,据地为质,勒索赔款。10月初,法国远东舰队主力扑向台湾北部的基隆、沪尾(今淡水),守将刘铭传撤出基隆之兵,使法军轻易占领基隆;但进犯沪尾的法军受挫,败回海上。此后台湾战事呈胶着状态,法国的战略企图未能全部实现 (见基隆沪尾之战)。1885年1月,为打破法舰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南洋海军派出"开济"等5舰援台,孤拔亲率7舰进行拦击。2月底3月初,法舰为追歼中国援台舰只,侵入镇海(今属宁波)海面,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督率守军利用预设海防工事顽强抗击,击退入侵之敌,取得镇海之战的胜利。 

越南北圻战场方面,东线清军再次出关,一度克郎甲及其以北地区,旋即遭到法军反攻,连战失利,于1885年2月下旬全部退入广西境内。再度入越的西线清军在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指挥下,发起宣光之战,1884年12月~1885年3月,以主力围攻宣光,顿兵坚城之下,未能破城,法军援兵大至,不得已撤围休整。 3月23日,滇军和黑旗军于临洮附近大败法军,西线局势才有起色。与此同时,东线清军在帮办广西关外军务老将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依托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内关前隘附近有利地形和野战防御工事,于3月23~24日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局。之后,东线清军乘胜克复谅山,并向南挺进,前锋进逼郎甲、船头(今陆岸)一带。 

战争结局与中法议和中法战争中,双方逐次增加兵力,法军总兵力最多时约2万余人,武器装备先进,特别在水面舰船方面居明显优势;清军参战兵力则达十余万人,但主要以陆军为主,武器窳劣,冷兵器仍占相当比重。中国军队取得了数次作战的胜利,特别是镇南关大捷,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发动此次战争的茹费理内阁被迫于3月31日辞职。然清政府未能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发展大好形势,反而采纳李鸿章等人"乘胜即收"的主张,于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随即强令前敌将领限期停战撤兵。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天津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至此,中国永远失去了这个曾经的属国。 

中越百年恩仇录之二——共同革命 

19世纪末,法国已经把越南变成它的殖民地,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又在越南加紧进行以掠夺为目的“开发”活动。广大农村日益凋敝,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廉价劳动力,饱受着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胡志明诞生和成长在越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来到巴黎。探索救国的真理。 

1920年12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召开代表大会,社会党发生分化,左翼社会党人退出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属于第三国际的法国共产党,胡志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党,成为法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党、团组织,机关是合一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中国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曾派人同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法国的党、团组织曾派人给中国同志做报告。法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活动,也常常吸收中国同志参加。于是,就在这洋的交往活动中,胡志明与中国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欢迎周恩来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越南的宴会上,曾当众介绍周恩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战友。” 

1923年年底,胡志明从巴黎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并进行理论研究二作。 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曾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一书。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为胡志明撰写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 

1924年底,胡志明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的广州。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胡志明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胡志明一面积极参加中国的大革命,一面通过多种渠道,领导着越南人民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胡志明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应胡志明的邀请,周恩来、张大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领导省港大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别政治训练班讲课,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挑选了一些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其中一名学员回忆说:“那时候,中越两国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饭堂,我们每天都来农讲所吃饭,常常和中国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随后,胡志明带领学成的学员回国闹革命。 

胡志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9年10月由泰国赴香港,准备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东南亚司负责人的资格召议,将越南的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成一个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秘密组织的帮助下,“统一会议”于1930年2月3日在香港九龙城举行。在胡志明的直接领导下,各个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和协商,最后一致同意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名为越南共产党。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正式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9月22日,日本派兵攻打谅山,同时以 6000名军队在海防附近的涂山登陆。经过在越中边境地区几个小时的较量,越南总督戴古慌忙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从此,越南的控制权易手。 

1941年2月,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回国,在高平省北坡建立印支共产党中央的秘密指挥机关。在这里培训干部,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武元甲(后任越南武装力量总司令)等人则继续留在中国的广西靖西,巩固和发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北坡游击根据地,属越南高平省河广县,与中国广西靖西县和那坡县毗邻。从30年代开始,越南革命分子黄国云、黎广波、陈山洪等,就在靖西、那坡县越中边境进行革命活动,结识了不少中国边民,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依靠中国边民的帮助,越南革命分子开辟了从北坡到中国广西的若干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都有中国边民的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 

北坡游击根据地1941年底成立了12个武装工作队,1941年2月、9月和1944年2月,相继成立了越南救国军3个中队。1944年12月,成立了由游击队骨干组成的越南解放军宣传队,集中大部分武装为成立主力部队打好基础。 

1945年6月4日,越南救国军与越南武装宣传队合并为越南解放军。在高平和北山开创了两块游击根据地,高平革命根据地由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武英等人领导。北山一武崖根据地由冯志坚、梁文芝和朱文晋等人领导。1943年,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后来的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南人民总起义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从8月14日至18日,高平、北、谅山、宣光、太原、安沛、富寿、北江、永安、福安、北宁、河东、山西、海阳、兴安、建安、宁平、太平、清化、义安、河静、广义、庆和、美萩、沙沥等省的城乡军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并先后夺取乡、县以至省一级的政权。8月16日,由武元甲指挥的一支解放军从新潮出发,解放太原市。8月19日、23日和25日,河内、顺化和西贡三大城市相继解放,8月13日,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把这个王朝统治的象征——金印和镶有五颗宝石的金剑交给越南临时政府。 

1945年9月2日,临时政府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在河内巴亭广场的50万人庆祝大会上,胡志明主席宣读了《独立宣言》。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在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美、英、苏决定把印度支那分为两个受降区,以便在日本投降后进来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北纬16度线以南由英军负责;16度线以北则由蒋介石军队担任。 

在当时的越南土地上,有6万多日本军队,而且还有新近开进来的20万蒋介石的军队,5000名英印军队,与此同时,几万法国远证军也陆续开了进来,在印度支那吃了败仗的几千名法军又被重新武装起来,准备恢复对越南的统治权。 

1946年2月28日,中法签订了协定。中方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保护权,以换取法方把上海、汉口、广州的租界和广州湾交还中国。并把滇越铁路转卖给中国。 

抗战初期,越南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制止法国侵略,采取了以和求进的策略,与法国进行谈判。1946年3月6日,越法双方签订了“初步协定”;9月14 日,又签订了“临时协定”,从而出现了近一年的缓和局面。但是,1946年12月19日下午,法军开始向河内发动总攻击。至此,法国已完全撕毁了和平协定,对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 

经过4年的战争,法军始终无法消灭在深山中的越南游击队,1949年9月,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胡志明主席派人来中国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并请求援助。后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的胜利进军,中越边境的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 

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与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与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周恩来总理于1月18日复函越南外长黄明鉴,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至此,中越两国共同革命共同建国的阶段结束,应该说,越南的独立建国运动是和中国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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